关于认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的9则裁判意见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本案起诉的情况看，山东云盛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主张系依据债权转让合同中自福建永鸿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处受让取得的债权，提起本案诉讼。债权转让后因原基础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当依原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中关于管辖作了“如发生争议向债权人（最终受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该条款由于在约定时最终受让人并不确定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参与缔结该条款，故上述管辖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借款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未生效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关于“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中出借人为合同约定的接收还款货币的一方，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州农商行）系本案基础合同的出借人，可以认定为接收还款货币一方，潞州农商行住所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潞州农商行住所地为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本案可以由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管辖。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涉案《供货合同》虽约定由合同签约所在地方人民法院管辖，且载明“此合同签订地：宁波”，由于宁波市属于地级市，下辖一家中级人民法院及若干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上述管辖约定，不能确定当事人在宁波市签订合同的地点，进而也无法确定具体的宁波市管辖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协议管辖不确定的情况下，本案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广州市番禺区广铧电镀设备厂（下称广铧电镀厂）起诉请求判令宁波睿硕汽车零部件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广铧电镀厂作为案涉合同约定的接收货币一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交付不动产以外的其他标的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广铧电镀厂的所在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邓某生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请求舒某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余款，其争议标的属于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邓某生住所地为深圳市南山区，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在先行受理的情况下移送管辖，适用法律不当。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某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主合同,与德利中天公司、蔡某某之间的担保合同为从合同,湖北消费金融公司在本案中一并起诉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某强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第13条明确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未提供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案涉合同的实际签订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同时，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借款人秦某强的住所地在河北省赵县，均不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用以证明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就此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的“异地”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公法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本案中，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所在地的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和秦某强住所地赵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住所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与本案情形类似的借款方众多且住所地分散，为统一裁判尺度、服务金融监管，本案由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管辖为宜。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曹某红因与巾帼西丽公司就案涉《怀宁新县城垃圾压缩中转站及公厕运营管理承包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并提起诉讼，属于合同纠纷。上述合同对合同履行地点没有约定，现曹某红起诉要求判令巾帼西丽公司支付拖欠的中转站及公厕运营管理承包费用，针对的是案涉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争议的合同义务是以给付货币为内容的，故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接收货币一方即本案原告曹某红所在地为本案合同履行地。曹某红住所地位于安徽省怀宁县，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